理性是指与感性相对应的思维模式。在此思维模式下，人类可以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掌握并利用其规律向更文明的社会进程进发。17 世纪前半叶，笛卡尔力图把建立在人文主义思潮基础上的理性主义与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实验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笛卡尔为理性做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经典性定义，即理性是正确地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均等的。简言之，笛卡尔认为“理性”是一种能力。18 世纪是启蒙理性以及启蒙思想家盛行的时代，启蒙思想百花齐放，正如中国学者陈乐民指出的，“众声喧哗才有启蒙，万马齐喑造不成启蒙”。众多思想家的观点提炼汇聚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启蒙精神”，并且理性成为西方国家的核心思想，对其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启蒙为西方现代社会带来了理性的世界图景，人们从自身的理性出发，用理性的法则和规律去解释整个世界，抛弃了宗教和神话的幻想，实现了世界的祛魅。”理性替代神话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核心理念，启蒙时代下的理性成为解释世界甚至是改造世界的法则，一度成为判断事物的“法庭”，成为衡量万物的标准，理性逐渐蜕化成为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盛行于16 世纪末至18 世纪初，是指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流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合乎人性，它是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提倡建立理性和永恒主义的王国”。西方哲学认为，理性是人的最高本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是一种绝对的力量，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支柱。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提及，启蒙、理性在击败上帝作为神话的同时，自身陷入了新的神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现代性中遇到的难题、灾难归结于启蒙，认为其根源都在于理性本身，更准确地说在于西方文明本身，他们所理解的启蒙是一种泛启蒙，西方文明的一切进程被他们描述为启蒙的辩证发展过程。所以，他们将启蒙与理性主义直接等同起来，将理性主义作为反思对象从而建构后现代主义思潮。学者邓晓芒认为，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可以概括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事实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也是一种划分维度，其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比较隐性的维度。理性主义西方哲学发展的主导，非理性主义则是其附属方面”。因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展开了深刻的反思。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一种思潮、学派，“不是指在时间上它位于现代性之后，而是指在内涵上，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与超越”。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视角和形式，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新的视角和话语形式解释世界，强调反思与反思性，反对理性主义，提倡非理性主义。它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道路表示怀疑，“认为科学技术发展造就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理性主义统治带来的社会现代化，反而扼杀了人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力”。

反思理性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对理性革命作出评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反思；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此，“思维着的悟性”便是对“理性”的表述。理性成为审判一切事物的法庭、唯一的尺度，理性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后现代主义反思道，人类将神话打败后，理性也成了新的神话。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理性主义的无限权威性是建立在对非理性的贬低、压制、扭曲的基础上的。然而，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意志等也应成为认识事物的视角，理性主义应该为非理性留下生存的空间。人类社会、自然界、人类自身是复杂、多元化的存在，并非所有的认识都是能被理性所解读、主宰，后现代主义在此理解维度上反对理性主义，提倡非理性主义，而非理性主义挑战的是理性主义的权威性、封闭性、一元性，旨在实现后现代主义倡议的不确定性、多元化。人作为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者及受教育者，教育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利于受教育者思维、认识能力的提升，在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隐患，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对其发展有启示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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