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应用写作是先人们在历史进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写作规范，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仪礼典范、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及文体演变的规律，并不独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写作教学若脱离了人文特征及审美内涵因素，难以久长，在教学过程中也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产生畏难情绪。因此，挖掘应用文本背后的文化因素、价值观念、审美情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应用写作教学有重大意义。

1 应用文的产生及其与文学作品的区别

文字产生之前，原始社会的人类就以实物、符号、图画、结绳等方式记录有关生产生活的大事件。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记事需要，文字逐渐诞生。仓颉造字是中国文字产生的古老神话，事实上仓颉并不仅仅存在于神话之中，而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神话将历史人物神话化，故而赋予了一定的传奇色彩。文字的产生与仓颉的职涯生活是分不开的。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提到“仓颉为记事之官，思造记事之法，而文生焉”，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主要记录朝廷的案牍公文，他“思造记事之法”，文字由此产生。

可见，无论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还是黄帝时期文字的创造，人们都是出于“应用”的目的而创造这些记录方法的。中国最早的文字“阴墟甲骨卜辞”是记述占卜之事的，郭沫若将甲骨卜辞分为“干支”“世系”“天象”等类，先民遇事占卜、君主逢国之大事必先卜之，这些无不与奴隶社会人的生活应用密切相关。文字的产生与实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字的诞生是源于实用的，上古三代的作品无一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伴随着社会发展与人类情感的丰富，人们很快发现了文字其他的用途。先秦时期的“歌以咏志”，就是人们通过文字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已经超越了应用的范畴。到了魏晋陆机《文赋》直接喊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口号，强调诗赋不同于实用性文体[1]，更加关注“情感、形象与文采”，这是“文笔之辨”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分类方法之一[2]。

由此，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已有了自觉的泾渭之分。应用文更侧重于实践运用，语言质朴平实，讲究写作规则，而文学作品注重形象塑造、情感表达、辞藻雕琢与声韵和谐。当然，应用文也追求一定的美感，这种美感在于对修辞手法的借鉴，如在文章中使用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加强文章的气势。到了现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的分别更显而易见了。学习应用文写作，首先要将两者做好区分。

2 实践教学中的跨领域文化探索

当代应用文是由古代应用文发展而来的，古文中涵盖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成分。教学中应当建立起古今的联系，从历史学、文体学、训诂学、典章制度、文书等多个领域突破难点，取长补短，破解应用文写作与教学中的困局[3]。

以“建议书”与“合同”为例，建议书在古人的应用写作中颇为常见，古人甚至有专门负责向帝王提建议的官职，如“谏官”“言官”。秦相李斯的《谏逐客疏》是古人建议书的名篇。

李斯的《谏逐客疏》，其创作背景是著名的郑国渠事件，秦王嬴政在位期间，经常向其他诸侯国发动兼并战争，韩国因受到秦国的攻击，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到秦国鼓动秦王兴修大型水力工程，以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郑国渠由此而来[4]。后来韩国图谋败露，早已对客卿不满的秦国贵族抓住此事，向秦始皇提议驱逐客卿。李斯是楚国人，也在驱逐之列，于是他迅速草拟了一份奏折上呈秦始皇，就是后来为人称道的《谏逐客书》。文章以战国争雄为背景，间错“商鞅”“张仪”等历史传奇人物，以正反例证的语言逻辑、铺陈排比的文章气势、委婉含蓄的文字风格见长，堪称古今建议书的典范。通过《谏逐客书》，学生进一步提高了对建议书的学习兴趣，进而在自我探索与发现的过程中，习得了建议书的写作立场、语体风格、行文逻辑等关键要素，进而在搜集与文章相关的历史知识及人物典故的过程中拓展了历史文化知识。

中国是世界上契约关系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汉魏时代，人们已经有“剖为二，双方执一以核对”的方法来创造“一式两份”的合同文书。现代合同具备的要素如“合同的主体”“合同生效的要件”“合同的标的”等，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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