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冗长的时间距离使“独尊儒术”隐去了复杂的历史细节，但是却呈现出清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统治构型

汉代“独尊儒术”实质上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产物，其立足于维护封建君主专治，确保秦代“大一统”政治成果的继承与延续，深深地把控着古代群众的思想命脉，在一定时期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自周天子地位衰微，天下大乱，破坏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局面之后，统一便成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后，“独尊儒术”在中国教育史中被归入到文化教育政策的认识中，但是笔者看来，“独尊儒术”是古代帝王“政治组合拳”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野心。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对待儒学的态度截然相反，但是却怀揣着同样的“大一统后”的“一个中心思想原则”，二者均折射出相似的思想统治目的。可惜秦始皇的文化手段过于凶残暴戾，丧失了文化遗传性和学术探讨趣味，最终在骂声中淹没，消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而“独尊儒术”这种既有政治干涉，但又潜移默化和带有软着陆色彩的手段顺应了历朝人民的口味，故其“思想中心与思想统一”的方针与原则得以延续，深刻影响着以后朝代的“文教政治手段”，为华夏子孙的思想注入了不可逆转的文化基因，也使后世中华民族对“和平统一”形成了深深的依恋。

二、“独尊儒术”的形成与发展折射出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应用的历史必然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形成是秦始皇“大一统”政治成果的惯性使然。秦始皇为了安定大一统后的中国和巩固皇权，对当时“乱言”的儒生采取“焚书坑儒”的暴力手段。虽说该政策强力打击了儒学，一定时期遏制儒学的再发展，但是却巧妙地和孔子的治国思想深度耦合，孔子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儒学思想深度隐藏了其对“统一”与“皇帝”的政治诉求，雪藏的“大一统”身影却又与秦始皇的政治车轮深度重合。因此，儒学的思想特性与对“大一统”思想含蓄的政治表达，为董仲舒大力推广儒学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一统思想在老子的思想中涵养出本体论，单位“1”成了儒道思想对治国理念的抽象认识，顺应了汉代皇室的政治要求，故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被汉代皇室相继利用。汉初“黄老之学”的文教政策是放任和开放的，具体实例表现为开放私学、着力发展民生经济、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繁荣和市场交易制度的完善，地方诸侯开始谋求更多的私人利益，打破了“黄老之学”延伸的国家政治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天平，“黄老之学”再难以适应后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维护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能力，董仲舒构造的“新儒学”应运而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手段走上历史的舞台，表面上是汉代皇室加强思想控制、稳定社会秩序的文化教育手段，实质上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势力颠覆中央，因此董仲舒在民间文化思想上实行“割舍”，继秦始皇实现土地上的“统一”后，董仲舒达成了国家在思想上实现“统一”的政治野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董仲舒使用较为委婉但刚毅的“独尊儒术”替代秦始皇狂暴的“焚书坑儒”，从而顺理成章地填补了秦始皇“统一全国”政治板块上最后一块拼图，实现了真正的“统一”，映射出董仲舒这个成功的政治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相比秦始皇的高明之处。董仲舒的文教智慧为后代政府呈现出清晰的政治文化思想构型，有效的思想文化的“统一”政策在后世得以继承和发展。

三、“独尊儒术”的落实策略与措施是以后各朝政府思想再统一的参考蓝本和延续基础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政治智慧体现在其对儒学思想充分的文教角度的认识与利用。董仲舒将其政治野心雪藏于他改造后的“董氏新儒学”——帝制神学体系，并借助汉代皇帝的政治权利不断推进与落实。关键是董仲舒取得了汉代皇室的信任，董仲舒既“回顾历史，又展望未来”的儒学架构与皇帝的政策深度配合，保证了其思想与政治目的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顺利衔接。其中，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儒家宗法策略和阴阳五行说有机融合，并透过“天人感应”警示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则是限制皇权的萌芽实证，体现董仲舒对皇权的利弊双面认识。

笔者结合史料并整理如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主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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