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性情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他过度的夸大教化的作用，和他对于人性等级的划分，这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我们要对他性情理论中，不符合当今价值观念的思想部分进行反思。

首先，董仲舒主张“性未善”的人性论，性有善质、情有恶质，为了将人性中的善质显发出来，就需要对中民施行王道教化，达到“栣恶扬善”的目的，这也符合他的政治教化诉求，为专制君主统一天下万民的思想提供现实可能性。

可善之性和可恶之性的对立是终生的，继善成性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时刻则天之行、配天之德的栣情去恶，才能达至性善，王道教化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

董仲舒在秦亡汉兴的背景下，为了提醒统治者不要重蹈、秦重刑罚轻教化而亡国的覆辙，他过分夸大了教化的作用和功效。尽管他也提到要刑罚和教化兼举，但他竭力主张教本刑末、德主刑辅的观点。抛开董仲舒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无论何时，都必须坚持教化和刑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崇尚法治社会的今天，道德教育和法律手段是我们维护社会平稳、长治久安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同等重要。董仲舒虽然主张“性未善”，认为性可为善亦可为恶，但是在面对社会实际问题上，他仍然偏向于善，所以他对于教化的功效有点理想化，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其次，董仲舒对封建等级思想的维护。董仲舒对人性进行了划分，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和需要被教化，“中民之性”可以通过教化以显发人性的善，使“中民之性”向“圣人之性”趋近，而“斗筲之性”则没有教化的必要。

他认为孟子言人性善，是高抬了“斗筲之民”，顺便也拉低了统治者的尊贵地位；而荀子言人性恶，统治者也需要接受教化，那么统治者的神圣地位便不复存在。董仲舒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将统治者置于高贵的圣王和教化者地位，万民受他教导，如此统治地位就能稳固。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符合历代统治者的要求，所以在封建时代一直延续着，从而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性三品说”归根结底还是在维护“君权神授”的统治阶级思想，这与当今倡导人人平等的思想相违背，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其性情思想确实宏大深邃。在心性、性情的分疏离合框架下，董仲舒以阴阳释性情的方式将性情二分，最终推出了“性善情恶”的性情论和“性未善说”的人性论。时至今日，董仲舒的这些思想依然在很多方面发挥着影响。

董仲舒的性情思想，是在综合了以先秦儒家为主的、诸子各家的性情理论基础上，通过构建天的本体系统，将阴阳、五行引入性情理论中，以此来言说他的性情论和人性论，他的性情论的落脚点是为“王道教化”提供理论依据。

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是董仲舒性情思想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对孔子、孟子、荀子和《性自命出》的性情思想进行梳理，通过其各自对性情思想的论述，和发展脉络探寻董仲舒性情思想的理论依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从先秦儒家到董仲舒性情思想经历着由心性一致、性情一致到心性分离、性情相分的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不是按着历史、时间的逻辑在推进，但是这种分疏离合的演变过程一直进行着，其本质上还是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分疏离合。

第二，董仲舒引入阴阳概念解释性情，推出了“性善情恶”的性情论和“性未善说”的人性论，这在中国性情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后世的哲学家如扬雄、王充、韩愈以及宋明哲学家研究性情时，均或多或少受到董仲舒性情思想的影响。

第三，董仲舒的性情论和人性论的落脚点是“王道教化”，这也符合他的政治教化诉求。董仲舒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作为他哲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性情思想，为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层面所借鉴，并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民族性格、思想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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