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一词出于《尚书》，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最初用来代指尧舜、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治世之道，即先王之道，后来经孔子孟子等儒学大家的总结归纳，演变为君主以仁义治理天下的儒家治世思想。
作为王道学说的拥趸，孔子提出的仁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实行仁政，在政治层面就表现为：德治。
在儒家看来，治世是一个推广仁德的过程，主政者应该通过修炼仁德之心，进而推广到天下，最终实现“仁治”。为此，执政者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和发扬仁爱精神，并作为榜样教化万民，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将仁爱之心推及天下，内圣而外王，“?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王有德，则天下归心！
礼义被确定为实行德治的保障条款，通过礼义的训练，来调节人的欲望，所谓 “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再通过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明确不同等级的权利与义务，让不同等级的人依据自身等级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身的行为，以此来引导和调节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的稳定。“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孔子的理念源于周朝，周以武力取殷商而代之，本质上来说是霸道思想的体现，为了明确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周在殷礼的基础上，去除了部分神鬼思想，引入天道的概念，强调殷商失天下，是天道循环的结果，而所谓的天道，就是圣王之道，与之相对应，周效仿三代，自然不会重蹈殷商覆辙。
周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分封制时代，统治者为了安抚封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革命，为此，周抛弃了夏商以来天命神授的王朝兴衰机制，把重心转移到统治者的作为上来，从起源的合法性，转变为过程的合理性，既为自己的篡逆行为找到了依据，也为其统治确立了道义上的靠山。
周朝的这套理论解决了政权诞生的问题，却无法保障政权的长期维持，无论是仁，还是德，其载体最终还是要落到人身上，人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虽然周公编造了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来教化人性，但效果却十分有限，周公以后，昏君辈出，周王室逐渐衰微，至平王动迁，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则名存实亡。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礼学说，并将其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儒家学说中的仁智礼义信忠孝悌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如果说孝、悌是基于伦理所确定的概念，那么仁义礼智信忠则是道德层面的概念，透过两者的结合，把血缘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建立起君臣父子的政治关系。
在孔子的理论谱系中，孝道是根本，《礼记》就论及 :“?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把孝从小家庭扩展到祖先，最后蔓延到整个宗族，这种由小及大的感情很容易扩展到国家领域，通过这种边际模糊的巧妙扩展，将国家伦理和个人道德绑定起来，进而构筑君权社会统治的基础。
《孝经》对这点写的很清楚：“?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 ; 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 ; 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 。至此，血缘伦理、道德和政治伦理结为一体，构成了孔子仁的理论世界。
当然，儒家学说也没有停留在礼一棵树上，在经济领域，儒家思想提出养民富民的概念，孔子认为社会首先应该能够保证人们的物质生活, 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谓 “先富后教 ”，只有让百姓填饱肚子，才能做进一步的教化，民无恒产, 因无恒心，无恒心，则不会遵守礼仪道德。
在军事上，儒家提出仁义之战和仁义之兵，所谓仁义之战，就是保卫国家保卫百姓的战争，体现对百姓利益的保护和礼仪制度的捍卫，荀子认为王道社会的战争是“禁暴除害”以推行仁义的战争，而士兵作为战争的主体，自然也必须是仁义之兵，为此，儒家强调对士兵进行教化，以满足仁义的要求。
儒家的这套理论看似完美，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过于理想化，所谓的内圣外王理论，实质上是自守礼的范围内选拔贤人，孔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人格的培养却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为此孔子提出“?无欲速, 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 则大事不成” 。可在崇尚丛林法则的政治世界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尤其是进入战国时期，诸侯之间追求的是领土的扩张和军事上的优势，人性向善的仁义理论在长矛大刀面前毫无说服力，仁义之兵也没有超越虎狼之兵的战斗力，王道被抛弃就变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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