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很多人对林语堂的印象仅限于“幽默大师”和《京华烟云》，然而，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看来，林语堂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意义并不逊于鲁迅和胡适，他们三人同样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标杆。研究了30年林语堂，钱锁桥将他的新作《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定义为“智性传记”，从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重新“发现”林语堂，还原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近日，澎湃新闻访谈了钱锁桥教授，请他谈谈林语堂除文学家之外的多个面向。
钱锁桥
中西并举：林语堂的学术生涯
澎湃新闻：
林语堂在青年时期的学习经历跟他同时代的文化人不太一样。您能介绍一下他早年的学习经历吗？
钱锁桥：
林语堂确实有点特殊，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所以从小就念教会学校，后来念了圣约翰大学，始终在西方教育的环境里。圣约翰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教会大学，出了很多人才。林语堂在上学时也很出类拔萃，什么活动都参加，英文也特棒，做过《约翰声》校报的英文编辑、年鉴编辑还有英语辩论会小组长。他用英文发表过散文、小说，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应该是很少有的。所以也可以把他这种情况称为“本土留学”，因为他是在国内接受了一整套西式教育。
不过这也不是他一人独有的情况，因为林语堂受教育的时候，科举制刚好废除了，整个一代人都跑到国外留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我觉得林语堂在他们中间最特殊的是，他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兼顾中学和西学。从大学时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现在知道他在圣约翰不光在《约翰声》上面发表英文文章，还发表过一篇用文言文写的文章和一篇英译中译文。
到了北京，林语堂更加着重中文，因为北京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自己看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同时也用英文发表阐释儒学的文章。
去欧美留学的时候也一样的，中学西学都做。在哈佛，他学的是比较文学，上过白璧德的课，内容是欧美文学。到了莱比锡以后，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古汉语之音韵学》，那是很“小学”的，需要很深厚的国学根底才可以写得出来。同时他也关心欧洲文化，除了英文以外还学习德文，课后自己翻译海涅的诗。而且他不局限于书本，不管美国还是欧洲都会实地去看看，身体力行体验西方文化。所以我觉得贯穿林语堂求学背景最特殊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中西并举”。
他后来也说，“我学习过程中掌握的思维方式是西式的”。因为他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所以他经常说自己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不够。实际上他在圣约翰也接受过中国文化教育，圣约翰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因为在中国办学，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也开设了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另外他说的“不够”，也要看他把自己的标准定在哪。对比五四一代的那些文人，胡适鲁迅他们这些私塾教出来的，那肯定这个方面他比较缺乏；但是我认为，林语堂这种自学形成的文化积淀也千万不能小看。他的努力源自于在北平期间受到的最直观的心灵震撼，有一种觉得“我在中国文化的古都，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的遗憾，于是开始发奋努力。
澎湃新闻：
按照您书里面的说法，林语堂感受到震撼的时间点应当是在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自那时开始意识到“中学”的重要性，因为之前都是接受西式教育。
钱锁桥：
不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在书中可能对这个时间点强调得有一点过了。因为我以前看到的资料都是说，他在圣约翰全是英文写作，他自己也经常这样说，我并没有去实地查阅过《约翰声》这份学生报。但是最近有位学者凤媛去查了，我看到她查找以后写出的这篇文章，觉得非常好，因为这是对林语堂早期只做英文写作这个普遍观念的一个很好纠正。凤媛通过看学生报理顺出来，林语堂从大学时代开始，一直都是中英文写作并举，所以不能说他对中学和西学的学习是割裂开的。
但他在不同的时期确实各有侧重。林语堂到北京这一段时间明显在补他的中文，凤媛那篇文章提到，他和他的校长说：“我现在还在学中文，学中国文化。”他自己也在文章里讲到，很多问题我不敢问我的同事，因为感觉丢人，我就自己到琉璃厂去看不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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