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波动，党和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运动。运动涉及数百万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涉足农村，“与广大贫苦农民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1](P.1135)，以不同形式将国家要求的教育内容贯彻至地方，对稳定农村思想，推动国家政策在基层社会的顺利执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农村地区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研究，学界已有众多成果，然就目力所及，以具体曲艺为探析视角的成果尚付阙如。在此，笔者将目光聚焦于太湖流域的评弹艺人群体(1)本文所涉评弹乃指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两种曲艺的合称，评弹艺人又称之为“说书先生”“说书人”。在本文中，凡以说唱为手段活跃于太湖流域(即苏南、浙北与上海地区)的艺人虽为笔者讨论的广义对象，但文中重点仍集中于对评弹艺人的观察。，试图以微观考察的方式探知艺人在农村思想教育中的相关活动与具体作用，并尝试触及和解答如下问题：

对于这群“既陌生又熟悉”的评弹艺人的“贸然”入境，农民态度如何，他们对艺人们有怎样的身份判断和功能期待？其次，评弹艺人以说唱方式传达的教育内容将成为农民的娱乐自觉还是政治觉醒？反观之，带有政治任务与身份诉求的评弹艺人，在这场教育运动中是否会像在城市里一样具有充分的表演冲动？而在与农民的贴身生活中，艺人们有着怎样的迫切愿望，他们是如何调整身份的？

一、说书下乡的舆论督促与国家引导

以评弹为代表的说书曲艺向为太湖流域城厢乃至偏远乡村的重要娱乐，对该地区民间社会的道德形塑与文化建构起着重要作用。说书下乡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延续未断，迄今依然。清季无锡文人钱泳便记述道：“每当春秋令节，乡佣村妇，估客狂生，杂沓欢呼，说书弹唱。”[2](P.154)民国时期，说书更是江南村镇普及性的娱乐，浙江西塘镇的“‘泡书场’之瘾遍及士农工商”[3](P.28)。而江苏归庄和王秀镇两地为了争夺艺人吴天池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双方出动了自卫队，险酿大祸。(2)参见《吴天池》，《铁报》，1948年7月29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江苏张浦镇仍然保持着农闲时节由相邻村落的富户或村民集资“请来艺人说上几天书供村人娱乐”[4](P.236)的旧习。由此可见，听书长期以来便是太湖流域乡民的日常娱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评弹具有灵巧简便且能及时反映时事的特点，艺人们被频频派往厂矿、部队和农村演出。此时，评弹的亲民性及深入民间的便捷作用被国家做了有效调用。原本的“说书先生”在应时局变迁的过程中被冠以“文艺轻骑兵”“文艺尖兵”“文艺战士”等众多新称谓，并以契合美国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设义的国家“文化代理人”(3)对于“文化代理人”这一概念的使用，取自杜赞奇在其著作中关于华北农村贯通上下的“经纪人”群体。由于评弹艺人暗合了国家的需要，党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将宣教事务部分“转交”给了具有文化与思想解释能力的评弹艺人，以使国家意志能有效地深入最基层的农村社会。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37页。身份一直深入到农民劳动的田间地头，传达国家意志并传播崭新的革命文化。1964年浙江德清县委在一份报告里做了如下统计，该县有38位说书艺人，以每档书每日听众200人计，全年将有一百余万人受影响。该数据使县委的领导们倍感振奋，他们由此认为，说书“为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服务，显然是一项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工作”[5]。对于评弹在农村的庞大受众，官方文牍的记载中在在有之。1954年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下称上海评弹团)派出张鉴庭、朱慧珍等26人至郊区巡演，在24天的演出中，听众达到4600余人。[6]翌年该团再次响应号召，为农村及厂矿安排了三个多月的演出时间，在382场演出中，受众达人次。[7]而从吴江横扇公社和嘉兴王店镇的报道中，更加印证了德清县委领导的判断并非他们的盲目乐观。1963年10月，在横扇公社并不多的14场评弹演出中，听众便达到了2553人次。[8]王店镇的书场在1962年的333天中共演出625场，听众总数更是达到了人次。[9]如此庞大的听众数量，足证评弹在农村思想教育中所能取得的巨大影响。

对于动员评弹艺人下乡，苏浙沪地区甫一解放，相关讨论便已甚嚣尘上，蓄势而发的文艺改革家们甚至将说书下乡看作是文艺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1949年6月29日，《文汇报》刊发了叶云的署名文章《让弹词回到民间去：大会书小献辞》，指出要把“(弹词)这个民间的艺术，还到人民中间去”，尤其是要让其服务于广大农工阶级。[10]而《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评弹对农民教育至关重要，政府若想在遍布乡间的茶馆内输送新的政治理念，则“必许(须)依赖评弹艺人的驻足”。[11]对此，《上海书坛》的一篇文章倡议：“今日说书界，欲求前进而开展的，宜走入乡村。”[12]因而，当苏州的评话艺人潘伯英等为配合镇反运动编创出《天罗地网》《民兵英雄》等书目时，迫不及待“要求评弹界走入工农兵中间去”的改革家们便认为说书下乡，已有了足够“表演的内容”。[13]当然，面对改革者们热切的下乡口号，也有人认为操之过急。在一位署名“朱望”的作者看来，新书的市场有限，而评弹艺人若以配合形势的新书下乡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存因素的影响，因为艺人“不是伯夷叔齐的徒子徒孙”。但朱并不否认说书下乡的必要性，认为只要有成熟的书目，“只要评弹人走达来脚步稍放慢点，不怕走不进农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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